国家对社会革命的态度和社会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象整个革命问题一样，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著名的理论家和政论家们很少注意的。但是，在机会主义逐渐滋长而使第二国际在1914年破产的过程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甚至当他们直接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是
竭力回避或者不加理会。
总的看来可以说，由于在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采取了有利于机会主义和助长机会主义的
躲躲闪闪的态度，结果就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
歪曲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庸俗化。
为了说明（哪怕是简要地说明）这个可悲的过程，我们就拿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来说吧。
1．普列汉诺夫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普列汉诺夫写了一本专门论述无政府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的小册子，书名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于1894年用德文出版。
普列汉诺夫竟有这样的本事，能够论述这个主题而完全回避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最现实、最迫切、政治上最重要的问题，即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和整个国家问题！他的这本小册子有两部分特别突出：一部分是历史文献，其中有关于施蒂纳和蒲鲁东等人思想演变的宝贵材料；另一部分是庸俗的，其中有关于无政府主义者与强盗没有区别这样拙劣的议论。
这两个主题拼在一起十分可笑，很足以说明普列汉诺夫在俄国革命前夜以及革命时期的全部活动，因为在1905—1917年，普列汉诺夫正是这样表明自己是在政治上充当资产阶级尾巴的半学理主义者
[35]，半庸人。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怎样极其详尽地说明了自己在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的观点。恩格斯在1891年出版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时写道：“我们〈即恩格斯和马克思〉那时正在同巴枯宁及其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最激烈的斗争，——那时离〈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36]闭幕才两年。”［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06页。——编者注］
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企图把巴黎公社宣布为所谓“自己的”，说它证实了他们的学说，然而他们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对这些教训的分析。对于是否需要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
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两个具体政治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连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没有提出过。
但是在谈“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时回避整个国家问题，
不理会马克思主义在公社以前和以后的全部发展，那就必然会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因为机会主义求之不得的，正是完全
不提我们刚才所指出的那两个问题。光是这一点，
已经是机会主义的胜利了。
2．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论战
考茨基的著作译成俄文的无疑比译成其他各国文字的要多得多。难怪有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开玩笑说，在俄国读考茨基著作的人比在德国还多（附带说一说，在这个玩笑里含有比开这个玩笑的人所料到的更深刻得多的历史内容：俄国工人在1905年对世界最优秀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中的最优秀的著作表现了空前强烈的、前所未见的需求，他们得到的这些著作的译本和版本也远比其他各国多，这样就把一个比较先进的邻国的丰富经验加速地移植到我国无产阶级运动这块所谓新垦的土地上来了）。
考茨基在俄国特别出名，是因为他除了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通俗的解释，还同机会主义者及其首领伯恩施坦进行了论战。但是有一个事实几乎是没有人知道的，而如果想要考察一下考茨基在1914—1915年危机最尖锐时期怎样堕落到最可耻地表现出张皇失措和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地步，那又不能放过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考茨基在起来反对法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米勒兰和饶勒斯）和德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伯恩施坦）之前，表现过很大的动摇。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捍卫革命无产阶级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曙光》
[37]，曾不得不同考茨基进行
论战，把他在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38]上提出的决议叫作“橡皮性”决议，因为这个决议对机会主义者的态度是暧昧的，躲躲闪闪的，调和的。在德国的书刊中还刊载过一些考茨基的信件，这些信件也表明他在攻击伯恩施坦之前有过很大的动摇。
但是另一件事情的意义更重大得多，这就是：现在，当我们来研究考茨基最近背叛马克思主义的
经过的时候，就从他同机会主义者的论战本身来看，从他提问题和解释问题的方法来看，我们也看到，他恰恰是在国家问题上一贯倾向于机会主义。
我们拿考茨基反对机会主义的第一部大作《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来说。考茨基详细地驳斥了伯恩施坦。但是下面的情况值得注意。
伯恩施坦在他著的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中，指责马克思主义为“
布朗基主义”（此后，俄国机会主义者和自由派资产者千百次地重复这种指责，用以攻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布尔什维克）。而且伯恩施坦还特别谈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企图（我们已经看到，这是枉费心机）把马克思对公社的教训的观点同蒲鲁东的观点混为一谈。伯恩施坦特别注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1872年序言中着重指出的结论，这个结论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05页。——编者注］
伯恩施坦非常“喜爱”这句名言，所以他在自己那本书里至少重复了三遍，并且把它完全歪曲成机会主义的见解。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是想说工人阶级应当
打碎、摧毁、炸毁（Sprengung——炸毁，是恩格斯用的字眼）全部国家机器。但在伯恩施坦看来，似乎马克思说这句话是告诫工人阶级
不要在夺取政权时采取过激的革命手段。
不能想象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还有比这更严重更不象样的了。
而考茨基在详尽驳斥伯恩施坦主义
[39]的时候是怎样做的呢？
他不去分析机会主义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头彻尾的歪曲。他引证了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恩格斯为马克思的《内战》所写的导言中的一段话，然后就说：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工人阶级不能
简单地掌握
现成的国家机器，但一般说来它是
能够掌握这个机器的。仅此而已。至于伯恩施坦把同马克思的真正思想
完全相反的东西硬加在马克思的身上，以及马克思从1852年起就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负有“打碎”国家机器的任务，考茨基却只字不提。
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问题上的最本质的差别被考茨基抹杀了！
考茨基在“反驳”伯恩施坦时写道：“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德文版第172页）
这不是
反驳伯恩施坦，同他进行论战，实际上是向他
让步，是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因为机会主义者现在所需要的，恰恰是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的一切根本问题都“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到1891年这40年当中，教导无产阶级应当打碎国家机器。而考茨基在1899年，当机会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却用打碎国家机器的具体形式问题来
偷换要不要打碎这个机器的问题，把我们无法预先知道具体形式这种“无可争辩的”（也是争不出结果的）庸俗道理当作护身符！！
在马克思和考茨基之间，在他们对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准备这一任务所持的态度上，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们再拿考茨基后来一部更成熟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驳斥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写的著作来说。这就是他那本论“社会革命”的小册子。作者在这里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制度”的问题作为自己专门的研究课题。作者发表了许多极宝贵的见解，但是恰恰
回避了国家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到处都在谈夺取国家政权，并且只限于此，也就是说，考茨基选择的说法是向机会主义者让步的，因为他认为不破坏国家机器也
能夺得政权。恰巧马克思在1872年认为《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中已经“过时的”东西，考茨基却在1902年把它
恢复了。
在这本小册子里，专门有这样一节：“社会革命的形式与武器”。其中既讲到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又讲到国内战争，又讲到“现代大国的强力工具即官僚和军队”，但是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公社已经给了工人什么教训。可见，恩格斯告诫人们特别是告诫德国社会党人不要“盲目崇拜”国家，不是没有原因的。
考茨基把问题说成这样：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将实现民主纲领”。接着他叙述了纲领的各条。至于1871年在以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问题上所提出的一些新东西，他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考茨基用下面这种听起来好象“冠冕堂皇”的陈词滥调来搪塞：
“不言而喻，在现行制度下我们是不能取得统治的。革命本身要求先要进行持久的和深入的斗争来改变我们目前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
毫无疑义，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马吃燕麦和伏尔加河流入里海的真理一样。所可惜的是他通过“深入的”斗争这种空洞而浮夸的言词
回避了革命无产阶级的迫切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对民主的态度与以往非无产阶级革命不同的“深入的地方”
究竟在哪里。
考茨基回避这个问题，
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向机会主义让步，但他
在口头上却气势汹汹地向它宣战，强调“革命这个思想”的意义（如果怕向工人宣传革命的具体教训，那么试问这种“思想”还有多大价值呢？），或者说“革命的理想主义高于一切”，或者宣称英国工人现在“几乎与小资产者不相上下”。
考茨基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同时并存的可以有……各种形式上极不相同的企业：官僚的〈？？〉、工会的、合作社的、个人的”……“例如，有些企业非有官僚〈？？〉组织不可，铁路就是这样。在这里，民主组织可以采取这样的形式：工人选出代表来组成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由这个议会制定工作条例并监督官僚机构的管理工作。有些企业可以交给工会管理，另外一些企业则可以按合作原则来组织。”（1903年日内瓦版俄译本第148页和第115页）
这种论断是错误的，它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年代用公社的教训作例子来说明的倒退了一步。
从必须有所谓“官僚”组织这一点看来，铁路同大机器工业的一切企业，同任何一个工厂、大商店和大型资本主义农业企业根本没有区别。在所有这些企业中，技术条件都绝对要求严格地遵守纪律，要求每个人十分准确地执行给他指定的那一份工作，不然就会有完全停产或损坏机器和产品的危险。在所有这些企业中，工人当然要“选出代表来组成
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
但是关键就在于这个“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
不会是资产阶级议会机构式的议会。关键就在于，这个“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
不会仅仅“制定条例和监督官僚机构的管理工作”，象思想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框子的考茨基所想象的那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工人代表组成的“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当然会“制定条例和监督”“机构的”“管理工作”，
可是这个机构却
不会是“官僚的”机构。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彻底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
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措施：（1）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
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
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
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考茨基完全没有弄清楚马克思的话：“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8页。——编者注］
考茨基完全不理解资产阶级议会制与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区别，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把民主（
不是人民享受的）同官僚制（
反人民的）结合在一起，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则立即采取措施来根除官僚制，它能够把这些措施实行到底，直到官僚制完全消灭，人民的民主完全实现。
考茨基在这里暴露出来的仍然是那个对国家的“盲目崇拜”，对官僚制的“迷信”。
现在来研究考茨基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部反对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即他的《取得政权的道路》的小册子（好象没有俄文版本，因为它是在1909年我们国内最反动的时期出版的
[40]）。这本小册子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它不象1899年所写的反对伯恩施坦的小册子那样泛谈革命纲领，也不象1902年写的小册子《社会革命》那样不涉及社会革命到来的时间问题而泛谈社会革命的任务，它谈的是那些使我们不得不承认“革命纪元”
已经到来的具体情况。
作者明确地指出了阶级矛盾一般都在尖锐化和帝国主义在这方面起着特别巨大的作用。在西欧“1789—1871年的革命时期”之后，东方从1905年起也开始了同样的时期。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眉睫。“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再说革命为时过早了。”“我们已经进入革命时期。”“革命纪元开始了。”
这些话是说得非常清楚的。应当把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当作一个尺度来衡量一下，看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
答应要做什么，在战争爆时它（包括考茨基本人）又堕落到多么卑鄙的地步。考茨基在这本小册子里写道：“目前的形势会引起这样一种危险：人们很容易把我们〈即德国社会民主党〉看得比实际上温和。”事实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比它表面看来要温和得多，要机会主义得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虽然如此明确地说革命纪元已经开始，但是就在他这本自称为专门分析“
政治革命”问题的小册子里，却又完全回避了国家问题。
所有这些回避问题、保持缄默、躲躲闪闪的做法加在一起，就必然使他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谈到。
德国社会民主党，以考茨基为代表，好象是在声明说：我仍然坚持革命观点（1899年）；我特别承认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902年）；我承认革命的新纪元已经到来（1909年）；但是，一涉及无产阶级革命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我还是要从马克思在1852年所说的话向后倒退（1912年）。
在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中，问题就是这样明摆着的。
3．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
潘涅库克以“左翼激进”派的一个代表的资格出来反对考茨基，在这个派别内有罗莎·卢森堡、卡尔·拉狄克等人，这个派别坚持革命策略，一致确信考茨基已经转到“中派”立场而无原则地摇摆于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这个看法已经由战争充分证明是正确的，在战时，“中派”（有人称它为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是错误的），即“考茨基派”，充分暴露了它的丑态。
潘涅库克在一篇谈到了国家问题的文章《群众行动与革命》（《新时代》第30年卷（1912）第2册）里，说考茨基的立场是“消极的激进主义”立场，是“毫无作为的等待论”。“考茨基不愿看到革命的过程。”（第616页）潘涅库克这样提出问题，就接触到了我们所关心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
他写道：“无产阶级的斗争不单纯是为了国家政权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是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就是用无产阶级的强力工具去消灭和取消〈Auflösung——直译是解散〉国家的强力工具……只有当斗争的最后结果是国家组织的完全破坏时，斗争才告终止。多数人的组织的优越性的证明，就是它能消灭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的组织。”（第548页）
潘涅库克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在措词上有很大的缺点，但是意思还是清楚的，现在来看一看考茨基
怎样反驳这种思想倒是很有意思的。
考茨基写道：“到现在为止，社会民主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就在于前者想夺取国家政权，后者却想破坏国家政权。潘涅库克则既想这样又想那样。”（第724页）
如果说潘涅库克的说法犯了不明确和不具体的毛病（他的文章中其他一些与本题无关的缺点，这里暂且不谈），那么考茨基倒恰恰是把潘涅库克指出的
具有原则意义的实质抓住了，而就在这个根本的
具有原则意义的问题上，他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立场，完全转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他对社会民主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所作的说明是完全不对的，马克思主义完全被他歪曲和庸俗化了。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区别是在于：（1）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但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即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懂得实现这个消灭的条件。（2）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武装工人的组织组成的、公社那种类型的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弄清楚无产阶级将
用什么来代替它以及无产阶级将
怎样利用革命政权；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定革命无产阶级应利用国家政权，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通过利用现代国家来使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准备；无政府主义者则否定这一点。
在这场争论中，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恰恰是潘涅库克而不是考茨基，因为正是马克思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不能只是把旧的国家机构转到新的人手中，而应当打碎、摧毁这个机构，用新的机构来代替它。
考茨基离开马克思主义而转到机会主义者那边去了，因为正是机会主义者所完全不能接受的破坏国家机器的思想在他那里完全不见了，而他把“夺取”解释成简单地获得多数，这也给机会主义者留下了后路。
考茨基为了掩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就采用了书呆子的办法：“引证”马克思本人的话。马克思在1850年曾说必须“坚决使权力集中于国家政权掌握之下”
[41]。考茨基就得意洋洋地问道：潘涅库克是不是想破坏“集中制”呢？
这不过是一种把戏，正象伯恩施坦说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都主张用联邦制代替集中制一样。
考茨基的“引证”是牛头不对马嘴。集中制无论在旧的国家机器或新的国家机器的条件下，都是可能实现的。工人们自愿地把自己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这就是集中制，但这要以“完全破坏”常备军、警察和官僚这种集中制的国家机构为基础。考茨基采取了十足的欺骗手段，回避了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社的言论，却搬出一些文不对题的引证来。
考茨基继续写道：“……也许是潘涅库克想要取消官吏的国家职能吧？但是，我们无论在党组织或在工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更不必说在国家管理机关内了。我们的纲领不是要求取消国家官吏，而是要求由人民选举官吏……现在我们谈的并不是‘未来的国家’的管理机构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而是在我们夺取国家政权以前〈黑体是考茨基用的〉我们的政治斗争要不要消灭〈auflöst——直译是解散〉国家政权。哪一个部和它的官吏可以取消呢？”他列举了教育部、司法部、财政部、陆军部。“不，现有各部中没有一个部是我们反政府的政治斗争要取消的……为了避免误会，我再说一遍：现在谈的不是获得胜利的社会民主党将赋予‘未来的国家’以什么样的形式，而是我们作为反对党应该怎样去改变现今的国家。”（第725页）
这显然是故意歪曲。潘涅库克提出的正是
革命问题。这无论在他那篇文章的标题上或在上面所引的那段话中都讲得很清楚。考茨基跳到“反对党”问题上去，正是以机会主义观点偷换革命观点。照他的意思：现在我们是反对党，到夺取政权
以后我们再专门来谈。
革命不见了！这正是机会主义者所需要的。
这里所说的不是反对党，也不是一般的政治斗争，而正是
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
破坏“管理机构”和
整个国家机构，用武装工人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考茨基暴露了自己对“各部”的“盲目崇拜”，试问，为什么不可以由——譬如说——拥有全权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设立的各种专家委员会去代替“各部”呢？
问题的本质完全不在于将来是否保留“各部”，是否设立“各种专家委员会”或其他什么机构，这根本不重要。问题的本质在于：是保存旧的国家机器（它与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浸透了因循守旧的恶习）呢，还是
破坏它并用
新的来代替它。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级利用
旧的国家机器来指挥、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级
打碎这个机器，利用
新的机器来指挥、管理，——这就是考茨基所抹杀或者完全不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思想。
他提出的官吏问题，清楚地表明他不理解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的学说。他说：“我们无论在党组织或在工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
我们
在资本主义下，在
资产阶级统治下是非有官吏不可的。无产阶级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劳动群众受资本主义的奴役。在资本主义下，由于雇佣奴隶制和群众贫困的整个环境，民主制度受到束缚、限制、阉割和弄得残缺不全。因为这个缘故，而且仅仅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内的公职人员是受到了资本主义环境的腐蚀（确切些说，有被腐蚀的趋势），是有变为官僚的趋势，也就是说，是有变为脱离群众、站
在群众
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的趋势。
这就是官僚制的
实质，在资本家被剥夺以前，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前，
甚至无产阶级的公职人员也免不了在一定程度上“官僚化”。
在考茨基看来，既然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还会存在，那也就是说，官吏在社会主义下也还会存在，官僚还会存在！这一点恰恰是不对的。马克思正是以公社为例指出，在社会主义下，公职人员将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
因为除了选举产生，
还可以随时撤换，
并且还把薪金减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
并且还以“工作的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去代替议会式的机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8页。——编者注］
实质上，考茨基用来反驳潘涅库克的全部论据，特别是考茨基说我们无论在工会组织或在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这个绝妙的理由，证明考茨基是在重复过去伯恩施坦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理由”。伯恩施坦在他那本背叛变节的作品《社会主义的前提》中，激烈反对“原始”民主的思想，反对他所称为“学理主义的民主制度”的东西，即实行限权委托书制度，公职人员不领报酬，中央代表机关软弱无力等等。为了证明这种“原始”民主制度的不中用，伯恩施坦就援引了维伯夫妇所阐述的英国工联的经验。据说，工联根据自己70年来在“完全自由”（德文版第137页）的条件下发展的情形，确信原始的民主制度已不中用，因而用普通的民主制度，即与官僚制相结合的议会制代替了它。
其实，工联并不是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
而是在完全的资本主义奴役下发展的，在这种奴役下，对普遍存在的邪恶现象、暴虐、欺骗以及把穷人排斥在“最高”管理机关之外的现象，自然非作种种让步“不可”。在社会主义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
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
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
而且独立地参加
日常管理。在社会主义下，
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
马克思以其天才的批判分析才能，从公社所采取的实际措施中看到了一个
转变。机会主义者因为胆怯，因为不愿意与资产阶级断然决裂而害怕这个转变，不愿意承认这个转变；无政府主义者则由于急躁或由于根本不懂得大规模社会变动的条件而不愿意看到这个转变。“根本用不着考虑破坏旧的国家机器，我们没有各部和官吏可不行啊！”——机会主义者就是这样议论的，他们满身庸人气，实际上不但不相信革命和革命的创造力，而且还对革命害怕得要死（象我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害怕革命一样）。
“
只需要考虑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不着探究以往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教训，用不着分析应当
用什么来代替和
怎样代替要破坏的东西。”——无政府主义者（当然是无政府主义者当中的优秀分子，而不是那些追随克鲁泡特金之流的先生去做资产阶级尾巴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议论的；所以他们就采取
拚命的策略，而不是为完成具体的任务以大无畏的精神同时考虑到群众运动的实际条件来进行革命的工作。
马克思教导我们要避免这两种错误，教导我们要以敢于舍身的勇气去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同时又教导我们要具体地提问题：看，公社就是通过实行上述种种措施来扩大民主制度和根绝官僚制，得以在数星期内
开始建立
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我们要学习公社战士的革命勇气，要把他们的实际措施看作是具有实际迫切意义并立即可行的那些措施的一个
轮廓，如果
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我们就一定能彻底破坏官僚制。
彻底破坏官僚制的可能性是有保证的，因为社会主义将缩短工作日，使
群众能过新的生活，使
大多数居民无一例外地
人人都来执行“国家职能”，这也就会使任何国家
完全消亡。
考茨基继续写道：“……群众罢工的任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是破坏国家政权，而只能是促使政府在某个问题上让步，或用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去代替敌视无产阶级的政府……可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这〈即无产阶级对敌对政府的胜利〉都不能导致国家政权的破坏，而只能引起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某种变动……因此，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政府的主宰。”（第726、727、732页）
这真是最纯粹最庸俗的机会主义，是口头上承认革命而实际上背弃革命。考茨基的思想仅限于要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这与1847年《共产党宣言》宣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页。——编者注］比较起来，是倒退到了庸人思想的地步。
考茨基只得去同谢德曼、普列汉诺夫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实行他所爱好的“统一”了，因为他们都赞成为争取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而斗争。
我们却要同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决裂，要为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而斗争，使武装的无产阶级自己
成为政府。这二者有莫大的区别。
考茨基只得成为列金和大卫之流，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的亲密伙伴了，因为他们完全赞同为争取“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斗争，为“取得议会多数和争取一个主宰政府的全权议会”而斗争，——这是一个极为崇高的目的，在这个目的下，一切都可以为机会主义者接受，一切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框子。
我们却要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不是去争取“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是去
推翻资产阶级，破坏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建立公社类型的民主共和国或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 ※ ※
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比考茨基更右的派别，在德国有《社会主义月刊》
[42]派（列金、大卫、科尔布以及其他许多人，其中还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斯陶宁格和布兰亭），在法国和比利时有饶勒斯派
[43]和王德威尔得，在意大利党
[44]内有屠拉梯、特雷维斯以及其他右翼代表，在英国有费边派和“独立党人”（即“独立工党”
[45]，实际上始终依附于自由派的党），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无论在议会工作中或在党的政论方面都起着很大作用而且往往是主要作用的先生，都公开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实行露骨的机会主义。在这些先生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与民主“矛盾”的！！他们在实质上跟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并没有重大的区别。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第二国际的绝大多数正式代表已经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公社的经验不仅被忘记了，而且被歪曲了。他们不仅没有教导工人群众说，工人们应当起来的时候快到了，应当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从而把自己的政治统治变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时候快到了，——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教导工人群众相反的东西，而他们对“夺取政权”的理解，则给机会主义留下无数的后路。
当着国家，当着军事机构由于帝国主义竞赛而强化的国家已经变成军事怪物，为着解决究竟由英国还是德国、由这个金融资本还是那个金融资本来统治世界的争执而去屠杀千百万人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歪曲和避而不谈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就不能不产生极大的影响。
［注：手稿上还有下面这一段：
“第七章
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
这一章的题目非常大，可以而且应当写几卷书来论述它。这本小册子自然就只能涉及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对待国家政权方面的任务直接有关的最主要的经验教训了。”（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