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现在我们把前几章中考察过的资料作一总结，并想说明一下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在其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相互依存关系。

一　商品流通的增长

　　大家都知道，商品流通先于商品生产，并且是商品生产产生的条件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条件）。在本书中，我们把自己的任务只限于分析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资料，因此不打算详细分析商品流通在改革后的俄国的增长这个重要问题。为了使人对国内市场的增长速度有一个总的认识，只要简短地指出下面这些情况就够了。
　　俄国的铁路网从1865年的3819公里增长到1890年的29063公里［注：上引《世界经济概述》。在1904年，欧俄（波兰王国、高加索与芬兰也在内）有54878公里，亚俄有8351公里。（第2版注释）］，即增加6倍多。英国迈出这样的一步用了较长的时间（1845年为4082公里，1875年为26819公里，增加了5倍），德国则用了较短的时间（1845年为2143公里，1875年为27981公里，增加了11倍）。每年敷设的铁路俄里数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变动很大：例如，在1868—1872年这5年中敷设了8806俄里，而在1878—1882年这5年中只敷设了2221俄里。［注：瓦·米海洛夫斯基《俄国铁路网的发展》，1898年《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学报》第2期。］根据这种变动的幅度，可以判断资本主义需要多么庞大的失业工人后备军，因为资本主义时而扩大对工人的需求，时而又缩小对工人的需求。在俄国铁路建设的发展中，曾经有两个大高涨时期：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以及90年代后半期。从1865年到1875年，俄国铁路网平均每年增加1500公里，而从1893年到1897年，平均每年增加大约2500公里。
　　铁路货运量如下：1868年为43900万普特；1873年为111700万普特；1881年为253200万普特；1893年为484600万普特；1896年为614500万普特；1904年为1107200万普特。客运增长的速度也很快：1868年为1040万人；1873年为2270万人；1881年为3440万人；1893年为4940万人；1896年为6550万人；1904年为12360万人。［注：《军事统计汇编》第511页。尼·—逊先生《论文集》附录。《俄国的生产力》第17编第67页。1898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43期。1905年的《俄罗斯年准鉴》1906年圣彼得堡版。］
　　水路运输的发展如下（全俄的资料）［注：《军事统计汇编》第445页。《俄国的生产力》第17编第42页。1898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44期。］：

　　欧俄内河货运量，1881年为89970万普特；1893年为118150万普特；1896年为155300万普特。运费在以上各年为18650万卢布、25720万卢布、29000万卢布。
　　俄国的商船队在1868年有汽船51艘，装载量为14300拉斯特［注：拉斯特是俄国在20世纪初以前使用的商船容量单位，等于5.663立方米，重量约为两吨。——编者注］，又有帆船700艘，装载量为41800拉斯特，而在1896年则有汽船522艘，装载量为161600拉斯特［注：《军事统计汇编》第758页和《财政部年鉴》第1编第363页。《俄国的生产力》第17编第30页。］。
　　外海各港口商轮航运业的发展如下：在1856—1860年这5年间，出入的船舶数目平均每年为18901艘，装载量为3783000吨；在1886—1890年，平均每年为23201艘（增加23％），装载量为13845000吨（增加266％）。因此，装载量增加2+（2/3）倍。在39年间（从1856年到1894年），装载量增加了4.5倍；如果把俄国船舶和外国船舶区别开来，那么俄国船舶数目在这39年间增加了2.4倍（从823艘增加到2789艘），装载量增加了11.1倍（从112800吨增加到1368000吨），而外国船舶数目增加了16％（从18284艘增加到21160艘），装载量增加了4.3倍（从3448000吨增加到18267000吨）。［注：《俄国的生产力》，俄国对外贸易，第56页及以下各页。］我们指出，出入船舶的装载量在各个年份也有很大的变动（例如，1878年为1300万吨，1881年为860万吨），根据这种变动部分地可以判断对小工、码头工人等等的需求的变动。资本主义在这里也需要这样一大批人的存在，他们始终需要工作，备一有召唤就着手工作，不管这种工作是多么的不固定。
　　对外贸易的发展，从下面的资料可以看出来［注：同上，第17页。1904年的《俄罗斯年鉴》1905年圣彼得堡版。］：

　　下面的资料使人对银行周转和资本积累的数额有一个总的认识。国家银行的放款总额，从1860—1863年的11300万卢布（1864—1868年是17000万卢布）增加到1884—1888年的62000万卢布，而活期存款总额则从1864—1868年的33500万卢布增加到1884—1888年的149500万卢布。［注：《俄国资料汇集》1890年版第109表。］信贷社和信贷所（农业的与工业的）周转额，从1872年的275万卢布（1875年是2180万卢布）增加到1892年的8260万卢布，1903年的18960万卢布。［注：《俄国资料汇集》1896年版第127表。］土地抵押贷款从1889年到1894年增加的数额如下：抵押土地的估价额从139500万卢布增加到182700万卢布，而贷款数额则从79100万卢布增加到104400万卢布。［注：同上。］储金局的业务在80年代与90年代特别发展。1880年，这类储金局有75家，1897年则有4315家（其中有3454家是邮电储金局）。存款，1880年为440万卢布，1897年为27660万卢布。年底存款额，1880年为900万卢布，1897年为49430万卢布。就资本的年增长额来看，特别显著的是1891年与1892年这两个荒年（5290万卢布与5050万卢布）以及最近两年（1896年为5160万卢布，1897年为6550万卢布）。［注：1898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26期。］
　　最近的资料表明储金局有了更大的发展。在1904年，全俄共有储金局6557家，存户为510万，存款总额为110550万卢布。附带说一句，在我国，不论是老民粹派，还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机会主义者，都不止一次地发表很天真的言论（说得客气些），说什么储金局的增加是“人民”富裕的标志。因此，把俄国（1904年）与法国（1900年—1901年《劳动局公报》第10号的资料）的这些储金局的存款划分状况作一比较，也许不是多余的。

　　这里有多少材料可以用来为民粹派、修正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辩护啊！值得注意的是，俄国的存款也是根据存户的12类行业和职业划分的。我们看到，存款最多的是从事农业与乡村手工业的人，达22850万卢布，这些存款增加得特别迅速。乡村正在开化，靠农夫破产去办工业日益变得有利。
　　还是回到我们眼前的题目吧。我们看到，这些资料证明了商品流通与资本积累的巨大增长。至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投资场所怎样形成，商业资本如何转变为产业资本，即商业资本如何用于生产并在生产参加者之间造成资本主义关系，——这些在上面已经谈过了。

二　工商业人口的增长

　　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工业人口因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是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工业如何循序渐进地同农业分离开来，这也已经考察过了，现在只须把这个问题作一总结。

（1）城市的增加

　　我们所考察的这一过程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城市的增加。改革后时代欧俄（50个省）城市增加的资料如下［注：1863年的数字，引自《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1866年版第1卷）和《军事统计汇编》。奥伦堡省与乌法省城市人口的数字，是依据城市表改正过的。因此，我国城市人口总计为6105100人，而不是《军事统计汇编》所说的6087100人。1885年的资料，引自《1884—1885年度俄国资料汇集》。1897年的数字，引自1897年1月28日的人口调查（中央统计委员会出版的《1897年俄罗斯帝国第一次人口普查》1897年和1898年圣彼得堡版第1编和第2编）。根据1897年的人口调查，城市的常住人口为11830500人，即12.55％。我们采取的是城市现有人口。应该指出：不能担保1863、1885、1897各年资料是完全同类的和可比的。因此，我们只限于比较最一般的关系并把大城市的资料划分出来。］：

　　由此可见，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在不断地增长，这就是说，人口离开农业而转向工商业在不断地进行着。［注：“具有农业性质的城市居民点的数目极少，而这些地方的居民数目，与市民总数比起来是非常小的。”（格里戈里耶夫先生的话，见《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第2卷第126页）］城市人口比其他人口增长快1倍：从1863年到1897年，全部人口增加了53.3％，农村人口增加了48.5％，而城市人口则增加了97％。在11年（1885—1897年）中间，“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最低数目”，据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计算是250万人［注：1897年6月《新言论》第113页。］，这就是说，每年有20万人以上。
　　大工商业中心的城市人口的增加，比整个城市人口的增加要快得多。居民在5万人以上的城市数目，从1863年到1897年，增加了两倍以上（从13个到44个）。在1863年，市民总数之中只有约27％（610万中的170万）集中于这种大中心；在1885年，则约有41％（990万中的410万）［注：格里戈里耶夫先生开列了一个表（上引书第140页），从这个表上可以看出：在1885年，85.6％的城市，其居民皆不到20000人，这些城市的市民占市民总数的38％；12.4％的城市（660个当中的82个），其居民皆不到2000人，这些城市的市民只占市民总数的1.1％（9962000人当中的110000人）。］，而在1897年，则已经有一半以上，大约53％（1200万中的640万）。因此，在60年代，城市人口的性质主要是由不很大的城市的人口决定的，而在19世纪90年代，大城市却取得了完全的优势。14个在1863年是最大的城市的人口，从170万人增加到430万，即增加了153％，而全部城市人口只增加了97％。可见，大工业中心的巨大增长和许多新的中心的形成，是改革后时代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2）国内移民的意义

　　我们在上面（第1章第2节）已经指出，理论上得出工业人口由于农业人口减少而增长这一规律，是根据以下的事实：在工业中，可变资本绝对地增加（可变资本的增加，就是工业工人人数和全部工商业人口的增加），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马克思补充说：“因此，在农业中，只有在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增加为前提。”［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8页。——编者注。］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当我们面前的地区已经住满了人而且全部土地都已被人占用的时候，才能看到纯粹形态的工业人口增加的现象。这个地区的被资本主义从农业中排挤出来的人口没有其他的出路，只有迁移到工业中心去，或者迁移到其他地域去。但是，如果我们面前的那个地区尚未全部土地被人占用，尚未完全住满人，那么，情况就根本不同了。这个地区的人口，从人烟稠密的地方的农业中被排挤出来以后，可以转移到这个地区的人烟稀少的那部分地区去“耕种新的土地”。于是有农业人口的增长，这种增长（在某一时期内）并不比工业人口的增长慢，如果不是更快的话。在这种场合下，我们看见两种不同的过程：（1）资本主义在旧的人烟稠密的地域或这一地域的一部分地区的发展；（2）资本主义在“新的土地”上的发展。第一种过程表现了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第二种过程表现了新地区中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第一种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向深度的发展，第二种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向广度的发展。显然，把这两种过程混淆起来，就必然会得出关于人口离开农业转向工商业过程的错误认识。
　　改革后的俄国向我们展现的，正是这两种过程的同时出现。在改革后时代初期，即在60年代，欧俄南部与东部边疆地区是人烟相当稀少的地区，因而俄国中部农业区域的人口就象巨流般地向这里移来。新的土地上新的农业人口的形成，在某种程度内也掩盖了与之平行进行的人口由农业向工业的转移。为了根据城市人口的资料来清楚地说明俄国的这种特点，必须把欧俄的50个省分成几个类别。我们举出1863年和1897年欧俄9个地区的城市人口的资料。［注：见本卷第519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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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来说，最有意义的是下面3个地区的资料：（1）非农业的工业地区（前两类的11个省，其中有两个首都省）［注：把我们所举出的非农业省同两个首都省列为一类是正确的，两个首都的人口主要由这些省的移民来补充这一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根据1890年12月15日圣彼得堡人口调查，该地共有726000农民与小市民；其中有544000（即3/4）是我们列为第一个地区的11个省的农民与小市民。］。这是人口向其他地区迁移很少的地区。（2）中部农业地区（第3类的13个省）。人口从这个地区移出的非常多，部分是移到前一地区，主要是移到下一地区。（3）农业边疆地区（第4类的9个省）——这是改革后时代的移民地区。从表中可以看到，所有这33个省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同整个欧俄城市人口的百分比比较起来，相差甚小。
　　在第一个地区，即非农业的或工业的地区，我们看到城市人口百分比增长得特别迅速：从14.1％增长到21.1％。农村人口的增长在这里则很慢，——差不多比整个俄国慢一半。相反，城市人口的增长则大大超过平均数（105％与97％之比）。如果拿俄国同西欧工业国家比较（象我们常常做的那样），那就必须只拿这一地区同西欧工业国家比较，因为只有这一地区是同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大体相同的。
　　在第二个地区，即中部农业地区，我们看到另一种情景。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在这里很低，增长得比平均速度慢些。从1863年到1897年，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增加在这里都比俄国平均增加数低得多。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移民象巨流般地从这一地区去到边疆地区。根据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计算，从1885年到1897年，从这里移出约300万人，即人口总数的1/10强。［注：上引著作第109页。“在西欧现代史中，这个运动是无与伦比的。”（第110—111页）］
　　在第三个地区，即边疆地区，我们看到城市人口百分比的增加稍微低于平均增加数（从11.2％增加到13.3％，即100与118之比，而平均增加数则是从9.94％增加到12.76％，即100与128之比）。然而城市人口的增长在这里不仅不比平均数低些，而且比平均数高得多（130％与97％之比）。可见，人口异常急剧地离开农业而转向工业，不过这一点却被农业人口因有移民而大量增加的现象掩盖了：在这一地区内，农村人口增加了87％，而俄国的平均增加数则为48.5％。就个别省份看来，这种人口工业化过程被掩盖的现象还更加明显。例如，在塔夫利达省，1897年城市人口的百分比仍然与1863年一样（19.6％），而在赫尔松省，这种百分比甚至降低了（从25.9％降到25.4％），虽然这两省城市的增长比首都的增长稍微慢一些（增加131％与135％，而两个首都省则增加141％）。因此，新的土地上新农业人口的形成，又引起非农业人口的更大的增长。

（3）工厂村镇和工商业村镇的增长

　　除了城市以外，具有工业中心性质的，第一是城市近郊，它们并非总与城市算在一起，它们包括日益扩大的大城市周围地区；第二是工厂村镇。这种工业中心［注：见上面第7章第8节和第7章附录三。］在城市人口百分比极小的工业省内特别多。［注：关于科尔萨克早就指出的这种情况的意义，可参看沃尔金先生正确的评论。（上引书第215—216页）］上面所举的各个地区城市人口资料表表明，在9个工业省中，城市人口百分比在1863年为7.3％，在1897年为8.6％。问题在于，这些省的工商业人口，主要并非集中于城市，而是集中于工业村。在弗拉基米尔、科斯特罗马、下诺夫哥罗德及其他各省的“城市”中间，有不少城市的居民人数是不到3000、2000、甚至1000的，而许多“村庄”单是工厂工人就有2000、3000或5000。《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的编者说得对（第2编第191页），在改革后时代，“城市开始更加迅速地增长，同时还有一种新类型的居民点在增长，这是一种介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中间类型的居民点，即工厂中心”。上面已经举出了关于这些中心的巨大增长以及它们所集中的工厂工人人数的资料。我们看到，这种中心在整个俄国是不少的，不仅在各工业省，而且在南俄都是这样。在乌拉尔，城市人口的百分比最低，在维亚特卡与彼尔姆两省，1863年为3.2％，1897年为4.7％，但是请看下面“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相应数量的例子。在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城市人口为6400人（1897年），但是根据1888—1891年地方自治局人口调查，该县工厂地带的居民为84700人，其中有56000人完全不从事农业，只有5600人主要靠土地取得生活资料。在叶卡捷琳堡县，根据地方自治局人口调查，65000人是无土地的，81000人则只有割草场。这就是说，单是这两个县的城市以外的工业人口，就比全省的城市人口还要多（1897年为195600人！）。
　　最后，除了工厂村之外，具有工业中心性质的还有工商业村，它们或者居于大手工业地区的首位，或者因为地处河岸或铁路车站附近等等而在改革后时代迅速发展起来。这种村庄的例子，在第6章第2节已经举出了一些，而且我们在那里已经看到，这种村庄和城市一样，把人口从乡村吸引过来，它们的特征就是居民的识字率通常比较高。［注：在俄国，成为很大居民中心的村庄之多，可以根据《军事统计汇编》下列（虽然是陈旧的）资料看出来：欧俄25个省在60年代居民超过2000的村有1334个。其中有108个村，其居民为5000—10000人，有6个村，其居民为10000—15000人；有1个村，其居民为15000—20000人；有1个村，其居民超过20000人。（第169页）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一切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都引起了未被正式列为城市的新工业中心的形成。“城市与乡村间的差别正在消失：在日益成长的工业城市近旁发生这个现象，是因为工业企业与工人住宅移到了市郊和城市附近；在日益衰落的小城市近旁发生这个现象，是因为这些小城市与周围村庄的日益接近，也因为大工业村的发展……城市居民区与农村居民区的差别，由于很多过渡区域的形成而正在消灭。统计学早已承认了这点，抛开了关于城市的历史法律概念，而代之以只根据居民人数来区分居民区的统计概念。”（毕歇尔《国民经济的发生》1893年蒂宾根版第296—297页和第303—304页）俄国的统计在这方面也大大落后于欧洲的统计。在德国和法国（《政治家年鉴》第536页和第474页），列入城市的是居民超过2000的居民点；在英国，是城市类型的卫生区域，即也包括工厂村等等。因此，俄国的“城市”人口资料，完全不能和欧洲的相比。］我们再举沃罗涅日省的资料作例子，以便表明把城市的与非城市的工商业居民区加以比较的意义。沃罗涅日省的《汇集》提供了关于该省8个县村庄分类的综合表。这些县里的城市为8个，人口为56149人（1897年）。而在村庄中，有4个村庄很突出，它们共有9376户，居民达53732人，即比城市大得多。在这些村庄中有商店240家，工业企业404个。总户数中有60％完全不种地，有21％雇人或按对分制种地，有71％既无役畜又无农具，有63％全年购买粮食，有86％从事手工业。把这些中心的全部人口列入工商业人口之内，我们不但没有夸大甚至还减少了工商业人口的数量，因为在这8个县中，共有21956户完全不种地。反正，在我们所举出的农业省份中，城市以外的工商业人口并不比城市中的少。

（4）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

　　但是，把工厂村镇和工商业村镇同城市加在一起，也还远没有把俄国全部工业人口包括无遗。流动自由的缺乏，农民村社的等级闭塞状态，完全说明了俄国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在俄国，不小的一部分农村人口应当列入工业人口之内，这一部分农村人口靠在工业中心做工而取得生活资料，每年要在这些工业中心度过一部分时光。我们说的是所谓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从官方的观点看来，这些“手工业者”是仅仅赚取“辅助工资”的种地的农民，大多数民粹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都老老实实地接受了这个观点。了解上述一切情况以后，这个观点的站不住脚，就不需要再详细地证明了。不管对于这个现象有怎样不同的看法，然而毫无疑问，这个现象反映了人口离开农业而转向工商业。［注：尼·—逊先生完全没有看出俄国人口工业化的过程！瓦·沃·先生看出了这一点并承认道：外出做零工的现象的增长反映了人口的离开农业（《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第149页）；然而他不但没有把这个过程添入他对于“资本主义的命运”的认识总和中去，而且极力用以下的埋怨来掩盖这个过程，说什么“有些人认为这一切是很自然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吗？而瓦·沃·先生能想象没有这种现象的资本主义吗？〉，而且差不多是合乎心愿的”（同上）。是合乎心愿的，而且不须加什么“差不多”，瓦·沃·先生！］城市所提供的关于工业人口人数的概念，由于这个事实而改变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下面的例子看出来。在卡卢加省，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大大低于俄国的平均百分比（8.3％和12.8％之比）。但是，该省1896年的《统计概述》，根据身分证资料，算出了外出工人出外做工的月数。我们看到，总共为1491600个月；以12来除，得出外出人口为124300人，即“约占总人口的11％”（上引书第46页）！把这些人口加到城市人口（1897年为97900人）上去，工业人口的百分比就很大了。
　　当然，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有一部分登记在城市现有人口人数之内，或包括在上述非城市工业中心的人口之内。但只是一部分而已，因为这种人口具有流动性质，各个中心的人口调查很难把他们计算进去；其次，人口普查一般在冬季进行，而大部分手工业工人是在春季离开家庭。下面就是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一些主要省份的这方面的资料［注：《1880年和1885年发给莫斯科省农民人口的居民证》。《1897年特维尔省统计年鉴》。日班科夫《1892—1895年斯摩棱斯克省的外出零工》1896年斯摩棱斯克版。日班科夫《1866—1883年的资料说明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迁徙的影响》1887年科斯特罗马版。《普斯科夫省农民的副业》1898年普斯科夫版。莫斯科省百分比的错误，未能加以改正，因为没有绝对数字。科斯特罗马省只有各县的资料，而且只是百分比，因此我们不得不取各县的平均数，于是我们也就把科斯特罗马省的资料单独列出来。根据计算，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外出工业者中间，全年离家的有68.7％；秋冬两季离家的有12.6％；春夏两季离家的有18.7％。必须指出，雅罗斯拉夫尔省的资料（《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1896年雅罗斯拉夫尔版第2编）是不能与前面的资料比较的，因为它们是根据神父等等的陈述，而不是根据关于身分证的资料。］：

　　各地都是春季发出的身分证最多。因此，暂时离家的工人，大部分未列入城市人口调查之内。［注：大家知道，例如，在圣彼得堡近郊，夏季人口增加极多。］但是，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把这些临时的市民列为城市人口，而不列为农村人口：“全年或一年大部分时间都依赖在城里做工而获得生活资料的家庭，有更多的根据认为它们的定居点是城市而不是乡村，因为城市保证它们的生存，而乡村只不过有亲属与赋税的联系。”［注：《1896年卡卢加省统计概述》1897年卡卢加版第2篇第18页。］这些赋税的联系直到现在究竟有多大的意义，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来：从外出做零工的科斯特罗马人那里，“业主很少能从它〈土地〉身上取得很小一部分赋税，他们出租土地，常常只是为了让租地人在土地周围筑起篱笆来，而一切赋税则由业主自己缴纳”（德·日班科夫《农妇国》1891年科斯特罗马版第21页）。我们看到，《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1896年雅罗斯拉夫尔版第2编）一再指出外出的手工业工人这种必须为他们离开农村和放弃份地而偿付赎金的情形。（第28、48、149、150、166页及其他各页）［注：“外出做零工……是把城市的不断发展过程掩盖起来的一种形式……村社土地占有制，以及俄国财政与行政生活的各种特点，不容许农民象西欧那样容易地转变为市民……法律的线索维持着他〈外出做零工的工人〉与乡村的联系，但就其职业、习惯和趣味讲来，他实质上完全属于城市了，并且往往把这种联系看作一种负担。”（1896年《俄国思想》第11期第227页）这说得很对，但是对于一个政论家来说还不够。为什么作者不坚决主张流动的完全自由，主张农民离开村社的自由呢？我国自由派还怕我国民粹派。他们是用不着怕的。
　　为了比较，请看一看同情民粹派的日班科夫先生的议论：“到城市去做零工，可以说是防止我们的首都与大城市的剧烈增长以及防止城市与无土地的无产阶级增长的避雷针〈原文如此！〉。不论在卫生方面或社会经济方面，外出谋生的这种影响都应当认为是有益的：只要人民大众没有完全脱离作为外出做零工的工人某种保证〈他们要用金钱才能赎买这种“保证”啊！〉的土地，这些工人就不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工具，同时建立工农业村社的希望也依然保存着”（1890年《法学通报》第9期第145页）。保存小资产阶级的希望，事实上难道不是有益的吗？至于说到“盲目工具”，那么欧洲的经验以及在俄国所看到的一切事实都表明，这种评语对于与土地和宗法式关系仍然保持着联系的工人，比对于断绝了这种联系的工人，更加适用得多。同一个日班科夫先生的数字与资料表明，外出“到彼得堡谋生的人”，比在某些“森林”县份定居的科斯特罗马人更有知识，更有文化，更开展。］
　　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究竟有多少呢？外出做各种零工的工人人数不下500—600万。实际上，在1884年，欧俄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达467万张［注：列·韦辛《外出做零工在俄国农民生活中的意义》。《事业》1886年第7期和1887年第2期。］，而身分证收入从1884年到1894年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由330万卢布增加到450万卢布）。在1897年，整个俄国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为9495700张（其中欧俄50个省占9333200张）。在1898年，为8259900张（欧俄占7809600张）。［注：《1897—1898年缴纳消费税的各种行业和印花税票统计》1900年圣彼得堡版，无定额税管理总署出版。］欧俄过剩的（同当地的需求比较）工人人数，谢·柯罗连科先生计算为630万人。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第3章第9节第174页）［注：见本卷第209页。——编者注］，11个农业省所发出的身分证数目超过谢·柯罗连科先生的计算（200万对170万）。现在我们可以添上6个非农业省的资料：柯罗连科先生计算这些省的过剩工人为1287800人，而发出的身分证数目则为1298600张。［注：这6个省份是：莫斯科（1885年的旧资料）、特维尔（1896年）、科斯特罗马（1892年）、斯摩棱斯克（1895年）、卡卢加（1895年）与普斯科夫（1896年）。材料来源如上述。是关于各种外出许可证（男女合计）的资料。］这样，在欧俄17个省（11个黑土地带省和6个非黑土地带省）中，谢·柯罗连科先生计算有300万过剩的（对当地的需求而言）工人。而在90年代，这17个省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为330万张。在1891年，这17个省提供了身分证总收入的52.2％。因此，外出工人人数大概超过了600万。最后，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大部分是陈旧的）使乌瓦罗夫先生作出这样的结论，谢·柯罗连科先生的数字与真实情况相近，而500万外出工人这个数字“是非常可能的”。［注：1896年7月《公共卫生、法医学和实用医学通报》。米·乌瓦罗夫《论外出做零工对俄国卫生状况的影响》。乌瓦罗夫先生汇总了20个省126个县的资料。］
　　现在试问：外出做非农业零工与外出做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究竟有多少呢？尼·—逊先生很大胆和完全错误地断言：“数的农民外出做零工正是做农业零工。”（《论文集》第16页）尼·—逊先生所引证的查斯拉夫斯基，讲话就谨慎得多，他没有举出任何资料，只限于一般地推测各种工人外出的地区的大小。而尼·—逊先生的铁路客运资料却什么也没有证明，因为非农业工人主要也是在春季离开家庭，他们乘火车的要比农业工人多得多。［注：参看上面第174页（参看本卷第209—210页。——编者注）脚注。］相反，我们认为，多数（虽然不是“绝大多数”）外出工人大概是非农业工人。这种看法，第一是根据身分证收入分布资料，第二是根据韦辛先生的资料。弗列罗夫斯基根据1862—1863年度“各种捐税”收入分布（身分证收入占三分之一强）资料，早就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农民外出谋生的最大的运动出自首都省与非农业省。［注：《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69年圣彼得堡版第400页及以下各页。］如果我们拿11个非农业省来看，——我们在前面（这一节的第2点）已经把这些省份合为一个地区，从这些省份外出做零工的绝大多数是非农业工人——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省份的人口在1885年仅占整个欧俄人口的18.7％（1897年占18.3％），而身分证收入在1885年却占42.9％（1891年占40.7％）。［注：身分证收入的数字，引自1884—1885年度和1896年的《俄国资料汇集》。在1885年，身分证收入在欧俄每1000居民为37卢布，而在11个非农业省份每1000居民则为86卢布。］另外还有许多省也有非农业工人外出，所以我们应该认为，农业工人占外出做零工的工人半数以下。韦辛先生根据各种外出做零工占优势的情况把欧俄38个省（占各种外出许可证总数的90％）加以分类，得出下面的资料［注：本表最后两栏是我们加上的。列入第一类的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弗拉基米尔、沃洛格达、维亚特卡、卡卢加、科斯特罗马、莫斯科、诺夫哥罗德、彼尔姆、圣彼得堡、特维尔与雅罗斯拉夫尔等省；列入第二类的是喀山、下诺夫哥罗德、梁赞、图拉与斯摩棱斯克等省；列入第三类的是比萨拉比亚、沃伦、沃罗涅日、叶卡捷琳诺斯拉夫、顿河、基辅、库尔斯克、奥伦堡、奥廖尔、奔萨、波多利斯克、波尔塔瓦、萨马拉、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塔夫利达、坦波夫、乌法、哈尔科夫、赫尔松与切尔尼戈夫等省。应该指出：这种分类有不正确的地方，把外出做农业零工的意义夸大了。斯摩棱斯克、下诺夫哥罗德与图拉3省，应当列入第一类（参看《1896年下诺夫哥罗德省的农业概况》第11章。《1895年图拉省省志》第6篇第10页：外出做零工者人数为188000人，——而谢·柯罗连科先生计算只有50000剩余工人！——其中北部6个非黑土地带县份有107000外出做零工者）。库尔斯克省应列入第二类（上引谢·柯罗连科的书：7县的外出者大部分是去做手工业零工，其余8个县的只是去做农业零工）。可惜韦辛先生没有提供各省的外出许可证数目资料。］。

　　最后，上述对缴纳消费税等等的各种行业的统计，使我们能够把发出的居民证数目，按欧俄全部50个省区别开来。对韦辛先生的分类作上述修正，并将1884年未列入的12个省也按这三类区别开来（奥洛涅茨省与普斯科夫省列为第一类；波罗的海沿岸与西北部各省，共9省，列为第二类；阿斯特拉罕省列为第三类），我们就可看到这样的情景：
　　［注①：顺便讲一讲，这些资料概述的作者（上引书第6章第639页）说明，1898年身分证发出数目减少的原因，是由于歉收和农业机器的推广使夏季工人外出到南部各省的人数减少了。这个说明根本讲不通，因为发出的居民证数目减得最少的是第三类，减得最多的是第一类。1897年与1898年的登记方法可以相比吗？（第2版注释）］
　　根据这些数字，外出做零工在第一类中比在第三类中要多得多。
　　因此，毫无疑问，人口的流动性在俄国非农业地带要比在农业地带大得多。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应当比外出做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多，他们至少有300万人。
　　一切材料都证明，外出做零工的情况有巨大的与日益加剧的增长。身分证收入从1868年的210万卢布（1866年为175万卢布），增加到1893—1894年度的450万卢布，即增加1倍多。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数目，在莫斯科省从1877年至1885年增加了20％（男的）与53％（女的）；在特维尔省从1893年至1896年增加了5.6％；在卡卢加省从1885年至1895年增加了23％（而外出的月数增加了26％）；在斯摩棱斯克省从1875年的100000增加到1885年的117000，1895年增加到140000；在普斯科夫省从1865—1875年的11716增加到1876年的14944，1896年增加到43765（男的）。在科斯特罗马省，1868年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每100男子中占23.8，每100妇女中占0.85，而在1880年则占33.1与2.2，等等，等等。
　　与居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城市一样，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步的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注：日班科夫《1866—1883年的资料说明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迁徙的影响》第36页及以下各页。科斯特罗马省外出零工县份识字男子的百分比为55.9％；在工厂县份为34.9％；在定居（森林）县份为25.8％；识字妇女分别为3.5％，2.0％，1.3％；学生分别为1.44％，1.43％，1.07％。外出零工县份中儿童也有在圣彼得堡读书的。］及觉悟［注：“识字的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确更好地和更自觉地求医治病”（同上，第34页），因此传染病在他们中间不象在“文化很低的”（黑体是原作者用的）乡中那样厉害。］，使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注：“就生活设备来说，外出零工县份大大超过农业地区和森林地区……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衣服清洁、美观、卫生得多……儿童们比较清洁，所以他们中间很少看到疥疮和其他皮肤病。”（同上，第39页。参看《1892—1895年斯摩棱斯克省的外出零工》第8页）“外出零工乡村与定居乡村截然不同：住宅、衣服、一切习惯、娱乐，与其说象农民生活，不如说象市民生活。”（《1892—1895年斯摩棱斯克省的外出零工》第3页）在科斯特罗马省外出零工乡里，“你在半数人家中可以看到纸、墨水、铅笔与钢笔”（《农妇国》第67—68页）。］。“头等的动因”，即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风度与浮华，吸引农民外出；他们寻找“更好的地方”。“彼得堡的工作与生活被认为比乡村的轻松。”［注：《农妇国》第26—27页和第15页。］“一切乡村居民都被叫作乡下佬；令人奇怪的是，他们毫不认为这个称号是对自己的侮辱，他们自己也这样称呼自己，埋怨父母不把他送到圣彼得堡去读书。不过要附带说明，这些土里土气的乡村居民远不如纯农业地区的乡村居民那样土里土气：他们不自觉地模仿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外表与习惯，首都的光辉间接地也投射在他们身上。”［注：《农妇国》第27页。］在雅罗斯拉夫尔省（除了发财的例子），“还有其他原因驱使每个人离开家庭。这就是舆论，那些没有在彼得堡或其他地方居住过而只是从事农业或做某种手艺的人，一辈子都被人称为牧人，这种人很难找到老婆”（《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第2编第118页）。外出到城市去，可以提高农民的公民身分，使他们跳出乡村根深蒂固的宗法式的与人身的依附关系及等级关系的深渊［注：例如，使科斯特罗马农民登记为市民的原因之一，就是“可能的体罚，这种体罚对于衣着华丽的到彼得堡谋生的人比对于土里土气的村民更为可怕”（同上，第58页）。］……“人民中间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增长，是助长外出的首要因素。从农奴制依附下的解放，最精干的一部分农村人口早已与城市生活的接触，老早就在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农民中间唤起了一种愿望：保卫自己的‘我’，从乡村生活条件所注定的贫困与依附状况中解脱出来，过富足的、独立的与受人尊敬的生活……靠外出做零工生活的农民感到自己自由些，同其他等级的人平等些，因而农村青年日益强烈地渴望到城市去。”（《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第2编第189—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