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司徒卢威先生对俄国改革后的经济的某些特点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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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格在他的《工人问题》第5章（俄译本第142—178页）中谈到了马克思的人口规律。他首先指出马克思的一个基本原理：“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增殖规律只存在于……动植物界。”［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编者注］关于这点，朗格说道：
　　“首先让我们指出，严格说来，植物界和动物界也没有任何‘抽象的’增殖规律，因为一般说来，抽象就是从一系列的同类现象中抽出共同点来”（第143页），接着朗格向马克思详细地解释了什么是抽象。显然他根本不懂得马克思的话的意思。马克思在这里把人和动植物加以对比，是根据前者生活在各种不同的、历史地更替的、由社会生产制度因而由分配制度决定的社会机体中。人类的增殖条件直接决定于各种不同的社会机体的结构，因此应当分别研究每个社会机体的人口规律，不应当不管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而去“抽象地”研究人口规律。朗格说抽象就是从同类现象中抽出共同点来，这种解释完全是反对他自己的：我们只能把动植物的生存条件看作同类的，但决不能把人这样看待，因为我们知道，人是生活在组织类型各不相同的社会联合中的。
　　随后，朗格叙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人口过剩理论，他说：“一眼可以看出，这个理论把贯串于包括人在内的整个有机界的长线割断了，它把工人问题的基础解释成这样：关于人类生存、增殖和进化的一般探讨，对于我们的目的，即对于理解工人问题，似乎完全是多余的。”（第154页）［注：这种“一般探讨”能是些什么呢？如果这种“探讨”忽视了人类社会的特殊经济形态，那它只会是一些陈腐见解。如果它要包括几个形态，那显然应当先对每个形态分别进行专门的探讨。］
　　马克思的理论根本没有把贯串于包括人在内的整个有机界的长线割断，它只是要求不要在“一般探讨”人类增殖的基础上，而要在专门探讨资本主义关系的规律的基础上来解决“工人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而朗格却持另外一种意见，他说：“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首先很清楚，工厂劳动在其最初萌芽时期就是以贫困为前提的。”（第154页）朗格接着用了一页半的篇幅来证明这个论点，实则这个论点不言自明，而且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因为第一，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本身还在生产采取工厂形式的发展阶段以前，在机器造成过剩人口以前，就造成了贫困；第二，资本主义前的社会结构形式，即封建的、农奴制的形式，就造成了自己特有的贫困，并把这种贫困传给了资本主义。
　　“但是，即使有这样有力的助手〈即贫困〉，第一个企业主也只是在稀有的情况下才能诱使大量的劳动力来从事新型活动。情况通常是这样的：企业主从工厂工业很兴旺的地方带来一帮工人，然后添上几个当时没有活干的单身无靠的农民［注：顺便问一下：这些“单身无靠的农民”从何而来呢？按朗格的意见，也许这不是农奴制度的残余，也不是资本统治的产物，而是“自愿节育的风气在人民习俗中还没有巩固”（第157页）的结果吧？］，而再要补充工厂的员额，就要到正在成长的少年中间去物色了。”（第156页）朗格把“正在成长的少年”这几个字用了黑体。显然，“关于人类生存、增殖和进化的一般探讨”表现为如下的论点：厂主是从“正在成长的少年”中间而不是从正在衰颓的老人中间招收新工人的。善良的朗格用整整一页（第157页）的篇幅继续进行这种“一般探讨”，他告诉读者说，父母努力使自己孩子生活有保障，而游手好闲的道德家无端地谴责这种想挣脱出生时的处境的努力；父母努力使孩子自己谋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只有看过所有这些只宜载入启蒙课本的论断以后，我们才能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在土地属于大小占有者的农业国家里，只要自愿节育的风气在人民习俗中还没有巩固，希望靠该地域的产品过活的劳动力和消费者的经常过剩就是不可避免的。”（第157—158页）朗格简单地搬出这种纯粹的马尔萨斯原理，而没有提出任何论据。他一再重复这个原理说：“不管怎样，这样的国家的人口即使绝对稀少，也总要呈现出相对过剩的征象”，“市场上劳动的供应通常过多，而需求仍然很低”。（第158页）但这一切仍然是毫无根据的。从哪里可以看出“工人过剩”是真正“不可避免的”呢？从哪里可以看出这种过剩同人民习俗中缺乏自愿节育风气有联系呢？在谈论“人民习俗”之前，不应当先看看人民生活于其中的生产关系吗？例如我们可以看到，朗格所说的那些大小占有者在物质财富的生产上是这样结合起来的：小占有者从大占有者那里取得养活自己的份地，并为此而给大占有者服徭役，给他们种地。其次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关系遭到了破坏，人道思想冲昏了大占有者的头脑，他们竟“使自己的农民连同土地得到了解放”，就是说，割去了农民20％左右的份地，同时迫使农民支付上涨了一倍的地价来购买其余的80％。显然，这些因此而保证没有“无产阶级脓疮”的农民，为了生存，照旧要给大占有者做工，但他们现在已不是象从前那样按农奴主管家的命令做工，而是按自由契约做工了。这样，他们互相争抢工作了，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不是联系在一起，而是各人经营各人的了。这样争抢工作必然会把某些农民排挤出去：既然他们由于份地的缩小和税款的增加，比起地主来力量更弱了，那么，他们的竞争一定会提高剩余产品率，所以地主有较少的农民也就可以经营了。无论自愿节育的风气在人民习俗中如何巩固，人口“过剩”的形成总是不可避免的。朗格这种忽视社会经济关系的论断，只是清楚地证明他的方法毫不中用。除了这样的论断外，朗格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他说，厂主很愿意把生产移到偏僻的乡村，因为那里“时时刻刻为任何工作准备着必要数量的童工”（第161页），但他不去探讨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什么样的社会生产方式促使父母“准备”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受人盘剥。他的方法最明显地反映在他的下述论断中。他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机器工业使资本有可能购买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从而把工人变成了“奴隶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