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俄国经济独特发展论”是民粹主义的“实质”和“基本思想”。用他的话说，这种理论有“两个主要来源：（1）关于个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的一定学说，（2）关于俄国人民具有特殊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以及特别的历史命运这样一种直觉的信念”（第2页）。作者在解释这句话的附注中指出，“民粹主义的特点就是它有十分确定的社会理想”［注：“十分确定的理想”一语当然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说，不能理解为民粹派已经“十分确定地”知道他们希望的是什么。如果这样理解，那就完全不对了。“十分确定的理想”只应了解为直接生产者的思想，虽然这种思想是极其模糊的。］，并说他在后面要叙述民粹派的经济世界观。
　　这种对民粹主义实质的评语，我觉得需要作些修改。这种评语过于抽象，过于唯心，它虽然指出了民粹主义中的主导的理论思想，但既没有指出民粹主义的“实质”，也没有指出民粹主义的“来源”。因此，为什么上述理想能够同对独特发展的信仰、同关于个人作用的特殊学说结合起来，为什么这些理论成了我国“影响最大的”社会思潮，仍然是十分不清楚的。既然作者在谈“民粹主义的社会学思想”（第1章标题）时，未能限于谈纯粹社会学问题（社会学中的方法），还涉及了民粹派对俄国经济现实的看法，那么，他就应该指出这些看法的实质。可是，作者在上述附注中只做了一半。民粹主义的实质就是从小生产者、小资产者的角度代表生产者的利益。司徒卢威先生在他用德文写的评论尼·—逊先生著作的那篇文章（1893年《社会政治中央导报》第1期）中，称民粹主义为“民族社会主义”（1893年《俄国财富》第12期第185页）。“民族”二字，如果是对俄国旧民粹主义来说，则应改为“农民”，如果是对现代民粹主义来说，应改为“小市民”。民粹主义的“来源”是小生产者阶级在改革后的资本主义俄国占了优势。
　　这个评语必须解释一下。我用“小市民”一词不是指它通常的含义，而是指它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含义。在商品经济体系中从事经营的小生产者，——这就是构成“小资产者”、Kleinbürger或是其同义语小市民这一概念的两个特征。因此，这一概念既适用于农民，也适用于手工业者，民粹派一向把他们同等看待，是十分有道理的，因为二者都是为市场而工作的生产者，所不同的只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而已。其次，我是根据下面一点来把旧民粹主义［注：所谓旧民粹派，我不是指推动《祖国纪事》的那些人，而是指“到民间去”的那些人。］和现代民粹主义区别开来的：旧民粹主义是一个相当严整的学说，它形成于这样一个时代，那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薄弱，农民经济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还根本没有显露出来，学说的实践方面还是纯粹的空想，那时民粹派坚决地离开了自由派“社会”而“到民间去”。现在就不同了，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已无人否认，农村的分化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民粹派那种幼稚地信赖“村社”的严整学说只剩下残缺不全的片段了。在实践方面，空想已为提出小资产阶级“进步办法”的决非空想的纲领所代替，只有冠冕堂皇的词句，还使人想到这些可怜的妥协办法和那些希望祖国走更好的独特道路的幻想有着历史上的联系。我们看到，现在不是同自由派社会疏远，而是十分令人感动地同它亲近。正是这一变化使我们不得不把农民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区别开来。
　　对民粹主义实际内容的看法所以必须作这种修正，更重要的原因是司徒卢威先生的叙述存在着一个主要缺点，即上面所说的过于抽象，这是第一。第二，司徒卢威先生没有受到约束的那个学说的“若干基本”原理，正是要求把社会思想归结为社会经济关系。
　　我们现在就来尽力证明：要是不这样归结，即使民粹派的纯理论的思想，如社会学中的方法问题，也是弄不清楚的。
　　司徒卢威先生指出，米尔托夫和米海洛夫斯基两位先生对民粹派关于社会学中的特殊方法的学说阐述得最为透彻，他给这个学说下了一个评语，说它是“主观唯心主义”，并从上述两人的著作中摘引了许多话来证实这一点，而这些话是值得研究一下的。
　　两位作者都把历史是由“进行斗争的单独的个人”创造的这一原理放在第一位。“个人创造历史”（米尔托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得更明白：“具有自己的一切思想和感情的活的个人，冒着风险成为历史活动家。是他，而不是什么神秘力量提出历史的目标，并且突破自然界和历史条件的自发力量所造成的重重障碍而推动事变向目标前进。”（第8页）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一原理在理论上毫无意义。全部历史本来由个人活动构成，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些活动，因此指出“干涉事变进程的权利”（司徒卢威先生摘引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第8页）不过是毫无意思的同义反复。这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上述那段话里表露得特别明显。他说，活的个人突破历史条件的自发力量所造成的重重障碍而推动事变前进。这些“历史条件”是什么呢？按作者的逻辑，又是另一些“个人”的活动。活的个人突破另一些活的个人所造成的重重障碍而推动事变前进，这是多么深奥的历史哲学呵！为什么把一部分活的个人的活动称作自发的，而对另一部分活的个人又说他们“推动事变”向着预定目标前进呢？显然，在这里要找出什么理论内容来，那几乎是徒劳无益的举动。全部问题在于给我们的主观主义者提供“理论”材料的那些历史条件，向来就是（现在也是）对抗关系，它们造成了对生产者的剥夺。主观主义者不能理解这些对抗关系，不能从中找出“单独的个人”可以依附的社会成分，因此只得编造一些理论来安慰“单独的”个人，说历史是“活的个人”创造的。有名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除了表现好的愿望和坏的理解外，根本不表现别的什么东西。作者摘引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进一步推论，鲜明地证实了这一点。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欧洲的生活“是无意义、无道德地形成起来的，就和自然界中河水的流动和树木的生长一样。河水顺着阻力最小的方向流动，能够冲掉的，即使是钻石矿，它都会冲掉，不能冲掉的，即使是一堆粪，它也要绕过。水闸、堤坝、侧路渠和排水渠是在人的理智和感情的倡导下建造起来的。这种理智和这种感情，在欧洲现代经济制度产生时可以说并没有在场（？——彼·司·）。它们当时还处在萌芽状态，因此，它们对事物的自然的、自发的进程的影响微不足道”（第9页）。
　　司徒卢威先生打了一个问号，但我们不懂他为什么把问号只打在一个词的后面，而不打在整句话的后面，要知道这一整句都是空洞到极点的废话！理智和感情在资本主义产生时没有在场，——这是什么胡说？资本主义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定关系又是什么呢？而没有理智和感情的人我们还没有见过。那时“活的个人”的理智和感情对“事物的进程”的影响“微不足道”，——这是什么谎言？完全相反。人们正是在头脑健全、神志清醒的时候建造起十分巧妙的水闸和堤坝，把不肯屈服的农民赶入资本主义剥削的河道；他们修建起十分奥妙的政治措施和财政措施的侧路渠，使那些并不以经济规律的作用为满足的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剥夺顺着这些水渠奔流下去。总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一切说法是荒谬绝伦的，不能只用理论错误来解释。这一切说法完全是由于这位作家所持的小市民观点。资本主义已经十分清楚地显露出自己的发展趋势，它把自己固有的对抗发展到了极点；利益的矛盾已开始具有一定的形式，甚至已反映到俄国的立法中，——虽然如此，但小生产者却置身于这一斗争之外。他由于自己的一点点产业而对旧的资产阶级社会恋恋不舍，因此，他虽然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却不能理解自己受压迫的真正原因，还在以幻想安慰自己，说一切不幸都是由于人们的理智和感情还处于“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