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对民粹主义信条录的逐段评述

《祖国纪事》总第242卷［注：1879年第2期《时评》栏第125—152页。］刊载了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人民园地上的新苗》。该文明显地表现了民粹主义比俄国自由主义进步的方面。
　　作者从这样的话开始：“今天”，谁若反对“来自民间而晋身社会上层的人”，谁就要被看成“几乎是叛逆”。

　　“不久以前，文坛的一头驴子踢了《祖国纪事》一脚，责备它在评论兹拉托弗拉茨基那本书的短文中对人民表示悲观，其实这篇短文除对高利贷行为和金钱的腐蚀作用表示悲观外，并没有什么悲观的东西；而后来，当格列·乌斯宾斯基为自己最近几篇特写作了解释（1878年《祖国纪事》第11期）时，自由派泥潭就完全象童话中说的那样激荡起来……突然出现了那么多人民卫士，真叫我们惊异，我国人民竟有这样多的朋友……我不能不同情……提出农村这个美人和文坛少年（或者确切些说，不是少年，而是贵族老爷及其奴仆中间的老色鬼和年轻的商人）对她的态度问题……对农村唱小夜曲，‘对她流连顾盼’，完全不等于爱她和尊敬她，正如指出她的缺陷，完全不等于敌视她。如果去问问乌斯宾斯基本人……他倾心于什么，他认为未来的寄托是什么，是农村，还是旧贵族阶层和新小市民阶层？那么毫无疑问他会回答：‘是农村’。”

　　这段话非常典型。第一，它清楚地表明，民粹主义的实质就是从农民、从小生产者的角度来反对俄国的农奴制度（旧贵族阶层）和资产阶级性（新小市民阶层）；第二，它同时表明这种反对是充满幻想的，是回避事实的。
　　难道“农村”存在于“旧贵族”制度或“新小市民”制度以外的什么地方吗？难道这二者的代表过去和现在按自己方式建设的不正是“农村”吗？农村正是由“旧贵族”“阶层”和“新小市民”“阶层”这两个部分组成的。无论你怎样反复观察农村，只要你不从可能出发，而只肯定现实（我们谈的就是这一点），你就决不会从农村中找出什么第三个“阶层”。如果说民粹派找到了，那仅仅是因为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到各个农民村社的土地占有形式，而看不到整个俄国社会经济的经济组织。这种经济组织把农民变为商品生产者，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即为市场而生产的单独的小业主；因此，这种经济组织使人不可能到后面去找“未来的寄托”，而一定要到前面去找；就是说，不能到“农村”中去找，在那里，“旧贵族”阶层和“新小市民”阶层的结合使劳动状况极度恶化，使劳动无法对“新小市民”制度的主宰进行斗争，因为这些主宰的利益和劳动的利益的对立本身还没有充分发展；就是说，要到充分发展的、彻底的“新小市民”阶层中去找，因为这个阶层把“旧贵族”的美妙东西已从自己身上清除净尽，使劳动社会化，使农村中尚处于萌芽状态和受抑制的社会对立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完全显露出来。
　　现在应当指出导致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学说之间、对俄国的现实和历史的两种理解之间所存在的理论上的区别。
　　我们随着作者来分析吧。
　　作者向那些“愤愤不平的先生们”担保说，对于人民的贫困和人民的道德的相互关系，乌斯宾斯基理解得

　　“比许多农村崇拜者更为透彻，在这些崇拜者眼里……农村不过是……一切有见识讲实际的资产者在类似今天这种时代总要备有的一种自由主义身分证”。

　　民粹派先生，请您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使一个愿意代表劳动利益的人感到伤心和委屈的事情呢？为什么被他看作“未来的寄托”的东西竟变成了“自由主义身分证”呢？这个未来是要排斥资产阶级的，而您想借以达到这个未来的东西，不仅没有遭到“讲实际有见识的资产者”的敌视，反而为他们欣然接受，被他们当作“身分证”。

　　假如您指出，“未来的寄托”不是在以“讲实际有见识的资产者”为主宰的那一制度所特有的社会对立尚处于不发展的萌芽状态的地方，而是在这种对立已发展到顶点、发展到极限，因而已不能局限于敷衍了事的办法、已不能利用劳动者的愿望来满足私利的地方，即在问题已直截了当提出的地方，那您想一想，这种令人难堪的事情还会发生吗？
　　您自己不是这样说过：

　　“人民的消极朋友不愿了解一个简单的道理：社会上一切起作用的力量总是形成两种势均力敌、相互对立的力量，而表面上好象没有参加斗争的消极力量，只是为当时的优势力量服务的。”（第132页）

　　难道这种分析不适用于农村吗？难道农村是一个没有这些“相互对立的力量”和斗争的什么特殊世界，可以笼统地谈论农村，而不怕做“优势力量”的帮手吗？既然已经谈到斗争，却又从这一斗争的内容被一大堆无关的情况（这些情况妨碍人们坚决彻底地把这些相互对立的力量分开，妨碍人们看清主要敌人）掩埋住的地方谈起，难道是有根据的吗？作者在文章末尾提出的纲领——提倡教育，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减轻赋税——动不了占优势的人们的一根毫毛，而纲领的最后一条——“组织人民工业”，又是以斗争不仅有过甚至已经胜利结束为前提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对抗的存在是您自己所不能不承认的，而您的纲领却避而不谈这种对抗。因此，您的纲领对属于“新小市民阶层”的业主并不可怕。您的纲领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正因为如此，它只能当“自由主义身分证”使用。

　　“那些把农村当作抽象的概念、把农夫当作抽象的纳尔苏修斯[80]的人，甚至没有好好想一想，就说只须颂扬农村和肯定农村，就说农村在出色地抵抗一切破坏性的影响。既然农村竟每天要为一个戈比而拼命，既然它受到高利贷者的盘剥、富农的欺骗、地主的压榨，既然它时常在乡公所受到鞭挞，难道这一切对农村的道德方面不会发生影响吗？……既然卢布，这个资本主义的月亮，浮现在农村风景画的近景上，既然人们的目光、意向和心力都贯注在它上面，既然它成为生活的目的和衡量个人才能的尺度，难道可以掩盖这种事实而说农夫是根本不需要金钱的不重利的科斯马[81]吗？既然农村中显然存在着不和的趋向，既然富农如花盛开，而且力图奴役最弱的农民使他们变成雇农，力图破坏村社等等，试问，难道可以掩盖所有这些事实吗？！我们可以希望对这些事实作更详尽更周密的研究，我们可以用穷苦不堪的生活条件（人们因饥饿而盗窃，杀人，万不得已时甚至吃人）来解释这些事实，但要掩盖这些事实是根本不可能的。掩盖这些事实就等于维护现状，就等于维护臭名远扬的自由放任，而让可忧的现象发展到骇人听闻的地步。粉饰真相总是多余的。”

　　又是这样：对农村的描写多么精采，而得出的结论多么浅薄！对事实的观察多么正确，而对它们的说明和理解多么肤浅！这里我们又看到在保护劳动的愿望和实现它们的方法之间横着一条鸿沟。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在作者看来不过是“可忧的现象”。尽管他也看到同样的资本主义在城市中规模很大，看到资本主义不仅支配了国民劳动的各个部门，甚至支配了代表人民和为了人民贡献出资产阶级措施的“进步”著作界，但是，他不愿承认问题在于我国社会经济的特殊组织，而用幻想来安慰自己，说这不过是“穷苦不堪的生活条件”所引起的可忧的现象。据说，如果不奉行不干涉论，那就可以消除这些条件了。是的，那真是美哉妙哉！可是，俄罗斯还从未有过不干涉政策；向来实行的都是干涉……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干涉，只有“午睡般的宁静”的甜梦才能产生一种希望：不经过象司徒卢威先生所说的“在各个阶级间重新配置社会力量”而改变这种状况。

　　“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社会需要理想——政治理想、公民理想等等——主要是为了有了它们就可以不再去想别的东西；它寻求理想时不是象年轻人那样战战兢兢，而是怀着午睡般的宁静心情；它对理想失望时不感到精神痛苦，而是象幸福乡王子那样轻松。至少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他们本来不需要什么理想，因为他们脑满肠肥，对饱食终日十分满足。”

　　这是对我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社会的出色描写。
　　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民粹派”，他们继续照拂体贴这个“社会”，以描绘“未来的”资本主义或如该文作者所说的“逼近的灾祸”［注：它威逼谁呢？饱食终日的人吗？资本主义不仅不“威逼”他们，反而许以美味佳肴。］的种种惨象来款待它，号召它的代表离开“我们”已经误入的歧途等等，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十分“狭隘”，把自己同社会截然分开，认为只须依靠那些不“满足”于也不能满足于“饱食终日”的人，他们认为理想是需要的，是一个日常生活问题。试问，在这两种人中，今天究竟是谁更彻底呢？
　　作者继续说，这是贵族女学生的态度，这

　　“证明思想和感情已彻底堕落……从来还没有过这样举止端庄、金玉其外、这样纯真无邪而同时又是极端的堕落。这种堕落完全是我们现代历史的产物，是在乡绅习气、贵族的温情、无知和懒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市民文化〈确切些说，就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克·土·〉的产物。小市民把自己的科学、自己的道德准则和自己的诡辩带到生活中来了”。

　　看来，作者对现实估计得如此正确，他一定明白唯一可能的出路是什么了。既然整个问题在于我国的资产阶级文化，那就是说，除这个资产阶级的“对立者”外，不可能有另外的“未来的寄托”了，因为只有它才和这种“小市民文化”彻底“分开”，才跟它势不两立，才不会作任何易于被人用来制造“自由主义身分证”的妥协。
　　不然。还可以幻想一下。“文化”，这的确只是“小市民的”玩意儿，只是一种堕落。但要知道，这完全是旧乡绅习气（作者自己刚才也承认文化是现代历史创造的，是消灭了旧乡绅习气的历史创造的）和懒惰的产物，就是说，这种东西是偶然的，是没有牢固的根基的，如此等等。接着作者又说了一些话，这些话毫无意义，回避事实，只是一种故意漠视“相互对立的力量”的存在的感伤主义幻想。请听听：

　　“他们（小市民）需要在讲台、文坛、法庭和其他生活场所把它们（科学、道德准则）确立起来。〈我们从前面看到，他们已经把它们在农村这样深邃的“生活场所”确立起来了。——克·土·〉他们首先是找不到进行这项工作的十分合适的人才，因而不得不求助于具有其他传统的人〈是俄国资产阶级“找不到人才”吗？！这是不值一驳的，而且作者在下面就会自己驳倒自己的。——克·土·〉。这些人都不是内行〈俄国资本家吗？！——克·土·〉，他们的步伐不老练、动作不敏捷〈他们十分“内行”，足能取得百分之几十到百分之几百的利润；他们十分“老练”，足能把实物工资制[82]推行于各地；他们十分机敏，足能获得保护关税。只有不直接感受到他们压迫的人，即只有小资产者，才能产生这样的幻想。——克·土·〉；他们竭力模仿西欧资产阶级，订购书籍，埋头学习〈请看作者自己已不得不承认他刚才虚构出来的幻想是多么虚无缥缈，说我国的“小市民文化”是在愚昧无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不对的。要知道，正是它给改革后的俄国带来了文明、“学识”。“粉饰真相”，把敌人形容得软弱无力，没有根基，“总是多余的”。——克·土·〉；他们时而惋惜过去，时而忧虑将来，因为他们不知从哪里听到一种喊声，说小市民不过是厚颜无耻的权贵，说他们的科学经不起批评，他们的道德准则毫无可取之处。”

　　俄国资产阶级常犯“惋惜过去”、“忧虑将来”的毛病？！真是信口雌黄！有人就是喜欢自己欺骗自己，如此恣意诽谤可怜的俄国资产阶级，说它听到“小市民毫无可取之处”的喊声就惶惑不安！实际上岂不正好相反，因别人虚声恫吓而“惶惑不安”的岂不正是发出这些“喊声”的人吗？“忧虑将来”的岂不正是他们吗？……
　　而这类先生听到人家称他们为浪漫主义者，还惊讶万状，装出不懂的样子！

　　“然而，总得找条生路。小市民并不是请求人去做工，而是以饿死的威胁命令人去做工［注：读者请注意这一点。当民粹派说我们俄国是“小市民命令人去做工”时，那就是真理。而当马克思主义者说在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那瓦·沃·先生就要高叫，说马克思主义者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民主〈原文如此！！〉制度了”。］。不去吗，就会没有饭吃，就会在街头呼叫‘布施布施我这个退伍的上尉吧！’，否则就会活活饿死。于是工作开始了，吱吱声、轧轧声、叮当声不绝于耳，一片混乱嘈杂。工作紧急，刻不容缓。机器终于开动了。各种吱吱声、尖叫声似已减少，各种零件似乎还凑合可用，只听见一个笨重东西在隆隆作响。然而这却令人更加胆寒，平板愈来愈弯，螺栓在松动，眼前一切，转瞬即将灰飞湮灭。”

　　这一段话非常典型，因为它以鲜明、简练、美丽的形式表达了俄国民粹派的一套议论，这一套议论俄国民粹派喜欢给它披上科学的外衣。他们根据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矛盾、存在着压迫、死亡、失业等等这些不可辩驳和无庸置疑的事实，竭力证明资本主义是一种极其不好的东西，是一个“转瞬”即将灰飞湮灭的“笨重东西”。[参看瓦·沃·的著作、卡布鲁柯夫的著作（《农业工人问题》）和尼古拉·—逊先生的部分著作]
　　我们从观察中而且是从多年的观察中看到，这个命令俄国人民去做工的力量在日益成长壮大，在向全欧夸耀它所创立的俄国的威力，只“听到”必须把希望寄托在“螺栓松动”上面的“喊声”，它当然表示很高兴。

　　“胆小的人吓得屏息静气。不顾一切的人说：‘那就更好’。资产阶级也说：‘那就更好’，‘我们要快些向国外订购新机器，快些准备好用国产材料做的机座、平板和其他粗笨部件，快些聘请高明技师’。同时，社会道德在这一时期败坏不堪。有些人开始爱好新的活动，不量力而行，有些人则日益落伍，悲观失望。”

　　可怜的俄国资产阶级！它是在“不量力地”极力攫取额外价值！它感到了自己的道德败坏！（请不要忘记上一页是把这全部道德概括为饱食终日和堕落的。）当然，这里毫无必要与它作斗争，更不用说什么阶级斗争了，只要好好地斥责一顿，它就不会再勉强自己了。

　　“这个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想到人民；可是，按资产阶级的惯例，又事事都是为了人民，替人民着想；同时，每一个社会活动家和每一种书刊都认为谈论如何造福人民是自己的天职……这种以自由主义取媚人民的倾向压倒了一切，取得了优势。在我们这个民主世纪，不仅苏沃林先生公开承认自己爱人民，说‘我生平所爱的并至死不渝地爱着的就是人民，我自己就是来自民间的’（这什么也不能证明）；甚至连《莫斯科新闻》不知怎的也另眼看待人民了……不知怎的也关心——自然是按自己的方式关心——人民的福利事业了。现在，象业已停刊的《信息报》那样公开对人民不友好的报刊，连一个也找不到了。其实抱公开不友好的态度倒好些，因为这时敌人的原形毕露：可以看出他在哪方面是个笨蛋，在哪方面是个骗子。现在人人都是朋友，同时人人都是敌人，一切都乱糟糟地混在一起了。正如乌斯宾斯基所说，人民完全堕入使初涉旅途的人迷失方向的大雾中。从前他们看到社会上根本没有天理国法。现在别人却告诉他们说，他们已象地主一样自由，他们在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人们在抬举他们，扶持他们。其实，在这一切由一条结实的细线包缠起来的关怀之中，贯串着无尽的虚情假意。”

　　对的总是对的！

　　“当时，远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建立奖励富农而使真正的贫苦农民得不到贷款的信贷社。”

　　乍看起来，也许以为作者既然了解信贷的资产阶级性，一定会完全屏弃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措施了。然而，小资产者突出的和基本的特点，正是以资产阶级社会的手段反对资产阶级性。因此，作者也象一切民粹派那样去改正资产阶级的活动，要求扩大信贷范围，要求贷款给真正的贫苦农民！

　　“……人们不谈必须实行为土地重分制和村社（？）所妨碍的集约经营；人们不说人头税重，绝口不谈间接税，不谈所得税在实行中通常变成依然是向贫苦农民征税的事实；不说必须发放农贷，以便使农民能按高得出奇的价格向地主购买土地，如此等等……社会上也是这样，那里也有多得令人吃惊的人民的朋友……大概当铺掌柜和酒店老板很快也要讲爱人民了。”

　　对资产阶级性的抗议很出色，而得出的结论却很浅薄：资产阶级既在生活中也在社会上占着统治地位。看来应当毅然舍弃这个社会而去找资产阶级的对立者了。
　　不，应当宣传给“真正的贫苦农民”发放贷款！

　　“情况如此混乱，谁的过错更大呢，是著作界还是社会？——这个问题很难断定，即使断定了也毫无益处。据说，鱼从头部腐烂起，但我认为这种纯粹厨师式的观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资产阶级社会在腐烂，——这就是作者的思想。值得着重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出发点正是这样。

　　“当我们向农村献媚，对她流连顾盼的时候，历史车轮却在滚滚前进，自发势力也在发生作用；说得简单明白些，各种各样的奸诈之徒在不断混进生活之中，并按自己的方式改造生活。只要著作界还在争论农村问题，争论农夫是否心地善良，争论农夫有无知识，只要政论家还在连篇累牍地谈论村社问题和土地占有形式问题，只要税务委员会还在继续讨论税制改革，农村是会永世沉沦的。”

　　原来如此！“当我们谈论的时候，历史车轮却在滚滚前进，自发势力也在发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