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作者的原定计划，这本小册子要详细发挥《从何着手？》（1901年5月《火星报》[2] 第4号）一文[3]中所谈的那些思想。我们应当首先向读者致歉，在那篇文章中许下的诺言（这个诺言在答复许多私人询问和信件时也一再重复过）履行得迟了些。推迟的原因之一，是去年（1901年）6月间曾经试图把所有的国外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统一起来141。当时自然要等待这次尝试的结果，因为这次尝试如果成功，我们也许就要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说明《火星报》的组织观点；无论如何，这次尝试成功就有希望很快消除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两个派别的现象。读者知道，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而且，正像我们在下面将要竭力证明的那样，《工人事业》[4]在第10期上重新转向“经济主义”以后，这次尝试也不能不以失败告终。同这个模糊不清、缺乏明确性、可是却比较顽固并能在各种形式下复活起来的派别作坚决的斗争，已经是绝对必要的事情了。因此，本书的原定计划也就有所改变并且大大地扩充了。
　　本书的主题，本来应当是《从何着手？》一文中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即我们的政治鼓动的性质和主要内容问题，我们的组织任务问题，在各地同时着手建立全俄的战斗组织的计划问题。作者早就关心这些问题，还在筹划《工人报》[5]复刊时就曾想在这个报上提出来，不过这次复刊的尝试也没有成功（见第5章）。原来设想在本书中只分析这三个问题，并尽可能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不采用或者几乎不采用论战方式，但是由于下面两个原因，这种设想根本无法实现。一方面，“经济主义”比我们设想的要顽强得多（我们用“经济主义”这个词是广义的，在1901年12月《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一文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那篇文章可以说是定出了本书的大纲[6]。现在已经很明显，对于解决这三个问题所以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个派别的根本对立，而不是由于局部的意见分歧。另一方面，“经济派”[7]对于《火星报》实际宣传我们的观点表示茫然不解，这显然表明：我们往往简直是各讲各的话；如果我们不从头讲起，那我们就不可能谈出什么结果；必须作一次尝试，用尽可能通俗的方式，用大量具体的例证，来就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的一切根本之点，向所有的“经济派”作系统的“说明”。于是我就决定作这样一次“说明”的尝试，虽然我明明知道，这会使本书的篇幅大大增加，并且使出版日期推迟，但是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有什么别的办法来履行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许下的诺言，除了为出版迟缓致歉之外，还要为本书文字修饰方面的很多缺点致歉，因为我不得不非常匆忙地写作，而且经常被其他各种工作所打断。
　　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分析，仍然是本书的主题，但是我不得不从两个比较一般的问题谈起：为什么像“批评自由”这样一个“无害的”和“正常的”口号，对我们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战斗的信号？为什么我们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对自发的群众运动的作用这个基本问题上都谈不拢？其次，阐述我们对政治鼓动的性质和内容的观点，变成了说明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阐述我们对组织任务的观点，变成了说明“经济派”感到满意的手工业方式和我们认为必须建立的革命家组织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再次，人们反对全俄政治报“计划”的意见愈没有根据，人们愈不从实质上回答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提出的我们怎样才能在各地同时着手建立我们所需要的组织的问题，我就愈要坚持这个“计划”。最后，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我希望指明以下几点：我们已经做了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来防止同“经济派”完全决裂，但是这一决裂毕竟是不可避免的了；《工人事业》已经具有一种特别的、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作用，因为它最充分和最突出地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彻底的“经济主义”，而是那种构成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整整一个时期的特点的混乱和动摇；所以我们同《工人事业》进行的乍看起来似乎是过分详细的论战也是有意义的，因为不彻底结束这个时期，我们就不能前进。

尼·列宁
1902年2月